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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大美女中为何唯独西施被后世称为“子”

2019-05-24 09:45:40    来源:海外网        责编:张帆

■从民俗学角度来看,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为美好事物的代表。西施具有“沉鱼落雁”的美貌,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惊艳容貌,都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;在国难当头之际,西施又有忍辱负重、以身许国的勇气;加上功成却被投入江湖的悲剧,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。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华,成为一种崇高完美的象征。中国四大美女中,唯有西施拥有一种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担当,故西施成为大众的“情人”,也在情理之中

■一些咏西施的诗篇,多把亡吴的根源归之于女色,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,这显然是不公正的。亡国与权势者(君王及谋臣)本身有直接的关系,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古代社会,女人怎么会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呢?吴国也好,越国也罢,一朝一代的兴亡盛衰,有其自身发展规律,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。我们应该肯定的是,在国破家亡时,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、高度的凝聚力、强烈的复兴精神,才能使国家由弱转强、反败为胜

思想者小传

钱汉东 祖籍浙江诸暨江藻钱池,钱武肃王37世孙。现为《新读写》杂志社名誉社长、编审,《文汇报》高级记者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上海钱镠研究会名誉会长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等。连续两届荣获中国冰心散文奖,2013年荣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榜首,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。著有《人间瓷话》《寻访中华名窑》《日照香炉》《钱汉东考古文选》《钱汉东诗文墨迹选》等。

中国古代四大美女,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西施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,因其为国效忠的举动,多为后人所褒扬。2006年,西施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“非遗”名录,这充分说明西施文化所具有的人文价值。

西施不是那种操弄权势的大人物,也不合“列女传”的道德标准,因此素不为正统史家所重视。然而老百姓却同情西施的遭遇,倾心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子,于是便有种种传说流传于民间。在我看来,西施文化的核心价值,可以概括为24个字:报效家国,忍辱负重;刚烈侠义,贤慧双全;姝妍绝世,美丽化身。

故里何处

苎萝山下,浣纱江畔

西施故里在浙江省诸暨市城南苎萝山下,浣纱江畔。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,西施就出生在这里。浣江春水,千年奔流,滔滔不绝,如今浣纱素妆的西施塑像,在莲池边亭亭玉立,仿佛依然洋溢着青春的芬芳。

关于西施,“一作先施。又称西子。姓施。春秋末越国苎罗人。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,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。传说吴亡后,与范蠡入五湖而去,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《浣纱记》”。公元前494年,吴越交兵,越败于吴,越王勾践被迫屈膝求和,携妻将臣入吴作为人质三年。勾践归国后,发誓洗刷这一奇耻大辱,采纳范蠡、文种等人建议,发展经济、训练军队、增强国力等,并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,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志。

面对国亡家破之痛,兴越灭吴是越国上下一致的心愿。范蠡几经寻觅,终于在越国古都诸暨南“得苎萝山卖薪女西施”。西施,姓施,名夷光,“父鬻薪,母浣纱”。西施幼承浣纱之业,故世称“浣纱女”。勾践选到西施后,献于吴王,吴王大悦,“越贡西施,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”,从此沉湎于酒色不能自拔。越国却上下一心,励精图治,终于打败了吴国。后人为纪念这位忍辱负重、以身许国的绝代佳人,在苎萝山下修建西施殿。

关于西施出生地,曾经出现两种说法:

一说在诸暨,在《吴越春秋》《越绝书》等中就有记载。诸暨建有西施殿最迟出现在唐代,书圣王羲之还在西施浣纱江边留下“浣纱”两个遒劲的大字。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也标明诸暨苎萝山,一座小土丘成为名山,我想大概与西施古迹有关吧。

还有一说认为西施故里在萧山。比如,清初文人毛奇龄《九怀词·苎萝小姑》:“西施住萧山之苎萝村……施亡后,乡人思之,为立祠溪旁,以其为乡所出。”对于这一说法,梁启超曾痛斥:“有信口臆说者,有不可考古而妄言者,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曾沿着西施北上之路进行实地考察。在诸暨的南面几乎没有西施的传说,这大概同西施由诸暨北上入吴时沿途停驻过的地方有关。在途经之地,如诸暨钱池、诸暨三江口、萧山临浦、绍兴、德清新市、嘉兴、苏州、吴县等,都留有西施文物遗迹或传说。

上海博物馆展品——2500年前的青铜器“夫差”,也见证了西施的存在。这尊酒具形器庄重大方,纹饰精美,是春秋时期留下的、可能与西施有关的唯一实物。在青铜器的肩上刻有一句铭文“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”,大意为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,专为一名女子铸造。已故的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元曾跟我讲,这尊酒器是吴王赠送给西施的。

这尊青铜器是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宫廷用品,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庆典活动中才能使用。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,等级森严,君王所赐任何礼品必须在铭文中表明姓氏。嫁女娶妻都标国名或父姓,只有这件“夫差”是特例,未有国名没有姓,表明这个女子不是贵族。原有社会地位低下,却在吴王宫中获得夫差宠幸,这个女子非西施莫属。

佳人去向

“被沉于江”还是“归隐五湖”

中国几千年来,美女何其多也,然因时乖运蹇,终被埋没者又何其多哉!在以严肃信实著称的《史记》中,《越王勾践世家》等写到了越国重臣范蠡,却唯独没有关于西施的叙述。

不过,史书中没有记载,并不等于西施在历史上不存在。我们在先秦诸子著作中,多次与西施“谋面”。《墨子》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。《战国策》有云:“世无毛嫱、西施,王宫已充矣。”《庄子》中三次提到西施,其中“东施效颦”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。《管子》记载:“毛嫱、西施,天下之美人也。”降及两汉唐宋,提到西施的书甚多,如贾谊《新书》、刘向《说苑》等。

后世对一代佳人西施的去向,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:一是被沉于江,二是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。

先看“沉江说”。《史记》记载,范蠡离开越国后,带领全家人来到齐地,“耕于海畔,苦身戮力,父子治产,居无几何,治产数十万”。在这里,根本没有西施的影子。

那么,西施究竟在哪里呢?相传勾践班师回越,携西施以归。越夫人潜使人引出,负以大石,沉于江中,曰:“此亡国之物,留之何为?”

抛开民间传说不谈,《墨子》里其实明确写着:“西施之沈,其美也。”我认为,这道出了西施的真正死因。“沈”在古代就是“沉”的意思。这句话就是说,西施被沉于水中,凄美而亡。墨子出生于春秋末期,距越国灭掉吴国的时间很近,很可能耳闻关于吴越的史事轶说,相关记载应该更接近于历史真相。

东汉赵晔在《吴越春秋》中说:“越浮西施于江,令随鸱夷而终。”鸱夷,是皮革制成的口袋。当年夫差派人送属镂剑,令伍子胥自杀。越国处死西施的手段,与其相似,即将其装入皮袋,投入江中。孟子曾说:“西子蒙不洁,则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这句话在告诉人们,越国在事前,只是把西施当成实现谋略的一颗棋子;在西施完成使命后,便把她作为一个“蒙不洁”的罪人给杀了。

再看“泛湖说”。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隐居起来的说法,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《越绝书》记载:“吴亡后,西施复归范蠡,同泛五湖而去。”这是说范蠡与西施,离开越国,来到理想的乐土,过上了美满的生活。

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进一步描述:范蠡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巡游故里,在诸暨苎萝山下若耶溪,偶遇正在浣纱的西施,为其天姿国色所倾。于是,二人以溪水之纱相订白首之约。不久,吴王领兵打进越国,越王勾践作了俘虏,范蠡也到吴国成为奴隶。三年以后,勾践夫妇和范蠡返回越国。勾践力图报仇雪耻,便采用范蠡所献的美人计。夫差一见西施,果然大喜,宠爱无比,最后反被越国灭掉。勾践正要论功行赏,范蠡却不愿做官,接了西施,隐姓埋名泛舟湖上。

民间还流传这样的说法:姑苏城破、吴国灭亡之时,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深处,将西施救出,从水道进入云雾霭霭的太湖。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后,范蠡化名陶朱公,以其雄才大略,经商致富,与西施从此过着美满的生活,福寿双全而终。

对于西施和范蠡隐居,古人的诗词中也有很多描述。李白《西施》诗云:“一破夫差国,千秋竟不还。”苏轼的《水龙吟》写道:“五湖闻道,扁舟归去,仍携西子。”苏轼《范蠡》诗云:“谁遗姑苏有麋鹿,更怜夫子得西施。”杜牧《杜娘诗》诗云:“西子下姑苏,一舸逐鸱夷。”

尽管相关故事有虚构的成分,但人们同情、热爱美丽的西施,敬仰功成身退的范蠡,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,于是传出了西施和范蠡泛舟同游江湖的佳话。这可能是大众所乐意看到的结局吧。

世人印象

报国之勇士,大众之“情人”

除了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,西施身上的文化价值千百年来也为文人墨客所好。苏东坡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,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:她是美丽、美好事物的象征,是儒家文化圈公认的美女。诸暨西施庙到南宋改为西子祠,就与这首诗有关。其实最早孟子就称西施为西子,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。一个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等文化巨匠一样被人尊称为“子”,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。

需要强调的是,西施对越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,特别对越人集体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实在的作用。她的精神财富不仅是越人的文化遗产,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。

一是报效家国,忍辱负重。在国难当头之际,西施忍辱负重,以身许国,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,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,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、无心于国事,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,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。有的人为一点蝇头小利而争名于朝堂、夺利于民间,做出不少人格低下的事情,与西施这种高尚的人格、宽阔的胸怀,形成了强烈反差。

二是刚烈侠义,贤慧双全。西施是刚毅有为的。一个乡野村姑,竟然担负起拯救越国的伟大使命,敢冒风险、勇于担当,没有侠义之气,是不可能的。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,深深影响了故乡的后人。抗日战争时期,流传一段俚语:“中国人怕日本佬的飞机,日本佬怕中国的诸暨。”原来,日本鬼子到诸暨时,遭到民众的顽强抵抗,小股部队常常有去无还。诸暨人性格刚烈、直来直去,这与他们一直推崇的宁折不弯精神有关,隐约可以看到西施刚烈的影子。

贤慧双全,这个“慧”是智慧的“慧”。西施作为一个乡间女子,在家时浣纱劳作,那是很艰苦的活。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付出,减轻父母的负担,让双亲能过上幸福的日子,这是贤惠之举。同时,西施又是聪慧之女。如果不聪明,怎敢只身虎穴、与狼共舞?一位浣纱女成为修养有素的宫女,待人接物大方得体、察言观色,在美女如云的吴宫脱颖而出,显然有着惊人的智慧和非凡之勇气。

三是姝妍绝世,美丽化身。西施成为美女的代表,成为人世间美丽的化身。人们耳熟能详的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,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渔隐主人《欢喜冤家》第五回——“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,越看越有趣,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九回也有此语——香菱笑道:“一则是天缘,二则是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。”茅盾在《恋爱与贞洁》一文中指出:“中国有句成语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,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。”

从民俗学角度来看,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为美好事物的代表,演绎出一种西施文化现象。西施具有“沉鱼落雁”的美貌,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惊艳容貌,都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;在国难当头之际,西施又有忍辱负重、以身许国的勇气;加上功成却被投入江湖的悲剧,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。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华,成为一种崇高完美的象征。中国四大美女中,唯有西施拥有一种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担当,故西施成为大众的“情人”,也在情理之中。

历史评价

亡吴“祸水”还是牺牲品

越国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西施,被一场吴越之战,推到风口浪尖上,西施是幸运的,也是悲哀的。一个村姑被朝廷选中,又晓以利害、威胁引诱、软硬兼施,她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运?

在春秋战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,各国为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,以选送美女作诱饵是常见的事,甚至像吕不韦那样馈献怀有身孕的美女,恐怕也并非“纯属虚构”。在中国古代,女子常常是悲剧的承担者:取胜了,是男人的功劳;失败了,则被视为祸水。西施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
学者南怀瑾曾说:“西施常患胃病,捂着胸口皱着眉头,人以为美才被选中。她到吴国只知道‘去侍奉一个外国人’,可得些钱孝敬其父。因此吴人说她坏,越人说她好,好坏莫辨,这是春秋无义战的派生论的翻版,并不新鲜。但我以为,一介村女,已知爱国爱乡就很了不起了,如果让她当个贤德的吴妃去帮助夫差,那不成了叛徒?时下西施也被翻了出来走上荧屏,不过我劝观众在看此类剧的同时,不妨浏览一下史籍,不要忘了西施的本来面目。”

一些咏西施的诗篇,多把亡吴的根源归之于女色,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,这显然是不公正的。这种陈腐的“女人祸水论”,历来受到人们的批驳。

唐代诗人崔道融《逛西施滩》云:“伯亡吴国,西施陷恶名。浣纱春水急,似有不平声。”他把吴国之亡归咎于吴国的权臣,一翻西施亡吴旧案。晚唐诗人罗隐诗云:“家国兴亡自有时,吴人何苦怨西施。西施若解倾吴国,越国亡来又是谁?”这首诗也反对将亡吴的罪责强加在西施身上,质疑并否定“女人是祸水”的论调。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为西施鸣不平,他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谋臣本自系安危,贱妾何能作祸基?但愿君王诛宰,不愁宫里有西施。”

亡国与权势者(君王及谋臣)本身有直接的关系,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古代社会,女人怎么会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呢?鲁迅曾对“女人亡国论”进一步予以辛辣讽刺。他说:“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,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;也不相信妲姬亡殷、西施亡吴、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。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,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。兴亡的责任,都应该由男的负。但向来男性作者,大抵将败亡的大罪,推在女性身上,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。”

自古以来,世人对西施有种种传说和评议。在我看来,美丽无比的西施心怀报国之志,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,实在是可歌可泣。吴国也好,越国也罢,一朝一代的兴亡盛衰,有其自身发展规律,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。我们应该肯定的是,在国破家亡时,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、高度的凝聚力、强烈的复兴精神,才能使国家由弱转强、反败为胜,这是真正的强者之歌,并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,也是后世歌颂之真谛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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