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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学术话语的“史家办报”

2019-03-15 13:17:51    来源:人民网        责编:张帆

来源:《新闻爱好者》2019年1月

【摘要】“史家办报”常被一些学者用来标识中国近现代的一种本土新闻观念或办报思想,史量才被认为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。可以把“史家办报”的说法当作一种学术话语,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生成与生产的过程进行简要评述。研究发现,“史家办报”的提法其实源于一次文本误读,却一直沿用至今。在这一学术话语的再生产过程中,有继承、有创新,但也有以讹传讹。鉴于“史家办报”一说易于引发歧义,我们建议新闻界对其谨慎使用。

【关键词】史量才;史家办报;学术话语

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的研究中,“史家办报”是常见的一种说法,其重要性与“政治家办报”“文人办报”大致相当。它被用来表达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新闻观念或办报思想,指的是用治史(史家)的精神来办报的相关理念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史家办报”一说并不见于中国近代文献,它是30年前被当代学者首次提出,然后一直沿用至今。但对“史家办报”的具体内涵,学者们的理解则不尽相同,它虽多次被收录在专科辞书中,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对其含义已经达成了共识。问题似乎与“史家办报”的提出有很大关系。那么,它是怎么被提出的,又是怎么传播(主要指文献被征引情况)与实践(主要指如何借用“史家办报”进行研究)的,我们将展示这一过程。

通过文献检索可知,“史家办报”与“史量才”两个主题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相关度。以人物研究而言,研究“史家办报”思想的文章大致形成了以史量才为中心,旁及宋育仁、谭嗣同、唐才常、章太炎、梁启超等人的关系网络。而且,即使都是研究如何用“治史”态度办报的,对章太炎则多用“史官道德”,对梁启超则多用“史家精神”,对邓拓则多用“史家风格”,较少用“史家办报”来概括史量才以外的人。那么“史家办报”一说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呢?

最早发表相关论文的是张允若,他这样写道:“史量才办报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,那就是把办报视为记载历史,坚持用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办报。……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‘史家办报’。”[1]

在这篇文章中,张允若认为是章太炎提出“史家办报”的。该文的注释显示作者的观点参考了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。查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,该书有一节(第二编第六章第四节)谈史量才的“史家办报”思想,书中写道:“1934年史量才被暴徒枪杀,章太炎先生在《史量才墓志铭》中称‘史氏之直,肇自子鱼’,史量才办报是‘史家办报’。”[2]

此节的参考文献列有“胡太春: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”字样。胡著中有“史量才的办报主张”一节(第四章第五节),引章太炎所撰《史量才墓志铭》,然后总结说:“太炎先生称史量才办报是‘史家办报’,算是抓住了史量才办报主张的精义,可谓知人之深。”[3]

张允若所参考的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应该是1994年出版的,而徐培汀、裘正义合著的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应该参考了1987年版的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①。由张允若→徐培汀、裘正义→胡太春,“史家办报”的最初出处指向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。

那么,“史家办报”是不是章太炎最先提出来的呢?让我们先看看胡著所引的《史量才墓志铭》——

史氏之直,肇自子鱼。子承其流,奋笔不纡。卖浆洒削,华屋以居。以子高材,宜其有余。何烦辱任事,而不与俗同污?恬智相养,则亦与天为徒。吾闻夫毅饰貌以内热,豹菀中而外枯。智之所不能避者,虽圣哲有所不虞。唯夫白刃交胸,而神气自如,斯古之伟丈夫欤!

“史氏之直,肇自子鱼。”子鱼是谁?子鱼即史鱼,亦称史鰌,春秋时期卫国大夫。史载其人因进贤而不用,斥不肖而不退,最后尸谏卫灵公。孔子曾称赞其刚直不阿:“直哉史鱼!邦有道,如矢;邦无道,如矢。”(《论语?卫灵公十五》)此子鱼非史官。查先秦史官列表,起自仓颉,终于胡母敬,无子鱼其人。[4]“史氏之直”中的“史氏”是史姓、史氏宗族之意。此句中的“直”容易与后文中的“笔”引发“直笔”(秉笔直书)的联想,有可能因此虚构了子鱼的史官身份。

“史氏之直,肇自子鱼。”就是说,史氏的正直(直道)家风,其来有自。春秋时的子鱼就是史家(史姓)的模范,此后代代流传,传至史量才父子。《墓志铭》表彰的正是史量才的“直道”,《墓志铭》前文中,章太炎曾夸赞史量才的父亲(春帆翁):“素持直道,常以是诲子。”可为佐证。此处“直道”不仅指正直、诚实,还有刚正、严正之意。梁启超曾解释“直道”为:“不侮鳏寡,不畏强御之精神”[5],是很恰当的。如此,才能理解铭文的最后几句话。

那么,章太炎会不会将史量才称为史家(历史家、史学家)呢?不会的。《墓志铭》介绍了史量才的生平经历,可知史量才既无官职(史官),又无著述(历史著作),以一代大儒章太炎的眼光,断然不会称其为史家的。史量才虽事业有成(“所立工商事益众”),“号为素封”,原不过一“匹夫”②耳。

论者称章太炎“知人之深”,此说可疑。章太炎晚年常为他人做《墓志铭》之类的文章,光墓志铭一类,在《章太炎全集》中就收录有38篇之多(另有墓表类28篇)。章、史之间仅为泛泛之交,查《章太炎年谱》的记载,关于史量才遇害以及史家请写《墓志铭》事,也只字未提。

此外,需要补充说明的是,谀墓为我国自古以来的一项坏传统,这种粉饰性文字写起来很有讲究,其中多有曲笔,章太炎是老于此道的。总之,我们在《史量才墓志铭》中通篇看不到“史家办报”这四个字,也读不出这层意思来。所以说,认为章太炎在《史量才墓志铭》一文中提出了“史家办报”,即使不说是严重误读,也属于过度诠释。

1987年出版的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将史量才的办报主张分为五个方面:(1)办报如同治史,治史之目的在于致用;(2)报馆应有独立精神,必须走企业化道路;(3)报纸为舆论机关,具有“劝导舆论”和“创造舆论”的功能;(4)新闻业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事业;(5)办报要有世界眼光。以上五个方面的主张作者概括为“史家办报”。

2015年此书出版增订本,关于史量才部分(第五章第六节)几乎原封不动,但原版的“史量才的办报主张”(小标题)改为“史量才的‘史家精神’办报思想”[6],是以“史家精神”来概括史量才办报思想的。

30年前出版的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,是第一部中国新闻思想史著作,它一问世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。从此后的学术研究来看,此书相当于确立了关于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个解释框架,或称之为“初始话语文本”。后续的研究者,在此基础上有所继承(恐怕也包括以讹传讹),当然也有所创新。

1994年出版的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,沿用了“史家办报”一说,但只将“史家办报”思想作为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部分。③1992年,“史家办报”作为新词条被收入专科辞书。《宣传舆论学大辞典》这样解释——

是对我国报纸实业家史量才(1880—1934)办报思想中一个重要观点的表述,言出于章太炎写的《史量才墓志铭》。史氏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我国已有人论及,但没有人展开,例如谭嗣同便有“报纸即民史”之说,史氏对这一观点展开了论证,并付诸《申报》的实践。

接着将史量才“史家办报”思想的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:(1)报纸如同史书,是将历史事件如实记录下来,传诸后人;(2)报纸评论是对历史的分析,应高于历史记录;(3)办报治史的目的在于致用;(4)以史家精神办报必求记载真切。[7]可见,该词条的撰写者直接参考了胡太春的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,不过,对“史家办报”却作了狭义的解释,即把“史家办报”当作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部分,而非全部。这一点与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相同。

张允若的研究参考了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,同时他认为,主张以治史态度办报的,在中国新闻史上不乏其人,如蔡元培、李大钊等,“史量才只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”。张允若还认为,这种办报主张并不局限于中国,“世界上一些严肃的大报,总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事业,以忠实地记录历史为己任”[8]。张允若注意到了“思想史上的史量才”,对此《宣传舆论学大辞典》已露端倪。但不知为何,张允若却认为章太炎之所以将史量才的办报方针称为“史家办报”,与史量才姓史也有关系。

稍后的一篇文章称:“近日看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(徐培汀、裘正义著)有关史量才(三十年代《申报》主人)内容。史量才曾提出‘史家办报’的思想,此‘史’非姓氏的史而是历史的史。”[9]此文把“史家办报”说法的发明权归功于史量才,可能是作者未仔细阅读原著所致,但他强调此史(史家)非彼史(史氏),很有必要,仿佛预感到后继的研究者还将在此处犯错一样。

再稍后,一篇考察中国百年理论新闻学发展的文章,谈到了史量才。文章写道:“初为《时报》主笔,后接办《申报》的中国报人史量才,则以‘史家办报’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有学者指出,史氏的‘史家办报’思想有三层含义:第一,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,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,传诸后人。第二,报纸评论和剖析历史,又高于历史记录。第三,报纸主要是文化传统的载体。”[10]作者的这段引文未标明具体出处,应该是引自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的。可见,在“史家办报”这一学术话语的再生产中,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一书处于一个重要的二传手的位置。④

当然,也存在其他的研究趣向。一本《申报》史的专著中也提到了史量才以治史的态度办报,以及他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。还提到了章太炎所写的《墓志铭》,但没有使用“史家办报”或“史家精神”加以概括。[11]另有一本专著虽然延用了“史家办报”与“史家精神”,却表现出来强烈的批判意识,作者看到了《墓志铭》中的曲笔,并认为史量才思想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局限性,他本人已“成为了最广大的民间社会良知的代言者”。[12]

有学者认为,“史家办报”是中国资产阶级办报的“主导思想”,这是广义上来解释“史家办报”的。[13]在该文所列出的资产阶级报人的代表人物中,梁启超为资产阶级改良派,章太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,史量才为“爱国民主人士”,他们都主张“史家办报”。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,该学者还将“史家办报”与“政治家办报”并列,似乎认为“政治家办报”是中国无产阶级办报的指导思想。[14]该文从近现代新闻人才观变迁的角度,认为“通才办报”侧重于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,“史家办报”侧重于道德素质,“政治家办报”侧重于政治素质,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。但将“政治家办报”与“史家办报”割裂开来,则显得有些勉强。梁启超是不是“政治家办报”?李大钊有没有“史家办报”思想?“文人办报”(或“士人办报”)又该怎么说?“史家办报”思想要求报纸做到真实、客观和公正,这也是新闻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准则,但这些准则往往不易做好,那就更谈不上超越了。

对“史家办报”与“史量才”的研究,2006年之后明显增多,大约到2011年前后达到峰值。2006—2007年间,还出现了几篇硕士论文。其中稍早的一篇这样谈“史家办报”——史量才姓史,加之主张“以史自役”,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“史家办报”。[15]袭用旧说。另一篇则认为,“史家办报”的说法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的,史量才为其集大成者。[16]稍后的一篇将史量才的新闻思想分为“史家办报”精神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两部分,前一部分参考了宋军的《申报的兴衰》与张允若的论文。[17]

较新的一项研究将“史家办报”与“史家”办报相区别,有些新意。作者承认史量才主张并实践着“史家办报”的思想,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史氏风格。不了解后者,便不能客观而完整地解读史量才。[18]

总之,“史家办报”思想是史量才新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而不是全部。他继承了前人的思想,吸收了中外新闻思想的丰富营养,同时在诠释“史家办报”思想时有所创新,确有其独到之处,当然也有其局限性。可以说,“史家办报”思想有着深厚的本土渊源,在中国近代新闻学确立的过程中,曾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,甚至一直影响至今。

自“史家办报”一说提出,三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是不少的,但整体而言,进展却不大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最新的一本新闻传播学辞书⑤与《宣传舆论学大辞典》的相关解释,就一目了然了。

由于“史家办报”之说源于一次错误的文本解读,且易于引发歧义,我们建议学界谨慎使用。一定要用的话,可改为“史家精神”或“良史精神”,我们倾向于使用“良史精神”。

[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”(16JJD860003)的阶段性成果]

注 释:

①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第1版为1994年3月,第2版为1998年3月(第1版第2次印刷)。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所引“胡太春: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”,未标出具体版本,但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大约完稿于1990年(钱辛波序作于1989年3月,余家宏序作于1989年1月,方汉奇序作于1988年12月)。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》第1版为1987年7月(商恺序作于1984年8月,方汉奇序作于1986年7月),第2版为1994年7月(第1版第2次印刷),《再版后记》中特别说明:“由于作者从事实践工作,未能对该书作进一步的修改与补充。”

②在《史量才墓志铭》中,章太炎解释了史量才的死因,其中有:“或曰暴得大名不祥,清议之权,自匹夫尸之,常足以贾祸。然自武昌倡义至今,由屠酤稗贩以陟高位处方面者,盖什百数。君本书生,积资不过比良贾,名虽显,不能出一州,其视权要人固微甚。”章氏故立一说而驳之,实则别有深意焉。

③另外二个部分为“二、独立精神与商业办报原则”和“三、策进文化,服务社会的思想”。徐培汀、裘正义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,重庆:重庆出版社,1998年版第238-240页.

④比如,2005年出版的《中国传播思想史》(现当代卷)的史量才传播思想部分,基本上就是《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》的删节版。

⑤“中国报人、《申报》业主史量才的一种办报思想。言出于章太炎的《史量才墓志铭》。《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》表达了史量才的以下观点——”,以下分四个要点进行了说明,内容与《宣传舆论学大辞典》基本相同。参见童兵、陈绚主编《新闻传播学大辞典》,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2014年版第4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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